『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貓論』蘊含的哲學智慧。

寧夏日報

『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是鄧小平1962年借用劉伯承所說的四川民諺『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該說法又被人簡稱為『貓論』——『貓論』蘊含的哲學智慧

『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貓論』蘊含的哲學智慧。

論』不是就貓談貓,而是為解決社會矛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進行生產關系改革的形象說法,是對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原理的大眾化結論。

『貓論』所提出的好貓標準是『抓住老鼠』,這個形象表述實際上提出了評價調整生產關系即改革的標準問題,和實用主義風馬牛不相及。

『貓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蘊含了改革開放的理論先聲

『貓論』是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矛盾、改革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提出來的。

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由於『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加上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1959年至1960年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困難時期。

1962年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時說:『生產關系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他還引用劉伯承的話說:『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這就是後來廣為流傳的『貓論』的最初來歷。

『貓論』不是就貓談貓,而是為解決社會矛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進行生產關系改革的形象說法,是對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原理的大眾化結論。

同時,『貓論』又體現出鄧小平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靈活作風和不唯書、不唯上、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貓論』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可視為改革開放的理論準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特別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重申了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這條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因此,『貓論』蘊含著改革開放的理論準備,改革開放是『貓論』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貓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評判標準,絕不是實用主義的翻版,『貓論』針對的是當時生產關系的調整,並把『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作為衡量生產關系改革的標尺,這實際上是對生產力標準的最初表達。

之所以強調生產力標準,是因為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對生產關系起到了根本性和決定性的作用。

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

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也就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必須是大力發展生產力。

而發展生產力從來不可能孤立進行,必然涉及到突破各種體制機制的束縛。

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解放生產力的問題。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

正如鄧小平所說,改革開放『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

而衡量改革開放最根本的標準體現在社會生產力是否發展上。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共產黨牢牢堅持生產力標準,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進程勢不可擋,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貓論』所內涵的生產力標準絕不是『唯生產力論』,更不是庸俗的實用主義。

『貓論』強調生產力標準,但並不是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唯一標準。

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他又進一步提出了改革開放得失成敗的『三個有利於』標準。

『三個有利於』強調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實現了生產力標準、政治標準、人民利益標準的有機統一,體現了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的有機結合。

『貓論』強調生產力標準,更不是不擇手段、不計後果的實用主義。

鄧小平強調發展生產力,必須尊重法律,由法律保駕護航。

他指出,『沒有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不但對外開放政策肯定要失敗,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也肯定要失敗』『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隻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

他非常重視經濟發展的速度,也非常重視發展的質量、效益和可持續性,強調『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質量,講求經濟效益和總的社會效益,這樣的速度才過得硬』。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摘編自《人民論壇》》